贺志军 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2003年回国工作以来，在湘雅二医院建立了肝移植、小肠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亲体肝移植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从供体器官切取、器官修整、病患器官切除到供体器官植入等外科手术技术流程，及其术前术后处理规范，攻克了一系列代表普外科技术顶峰的技术难关。

【听医者讲述】

谈起自己的从医经历、与患者的“生死之交”，贺志军教授几经啜泣。作为一名器官移植领域专家，多年来，他创新手术、治疗方法，把我国多项器官移植技术推向国际先进水平。在他看来，医学技术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能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活的尊严。

(资料图)

——访谈人赵嘉伟

12年前，我在湘雅二医院进行了亚洲第二例人体全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当时，患者门静脉系统广泛血栓形成，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是可能挽救该患者的唯一治疗方法。我清楚地记得，在跨年夜这天，我们获得了合适的供体器官，在对患者腹内整体器官进行细致分离、切除后，为他移植了肝、胰、脾、胃、十二指肠、小肠、结肠、阑尾等器官，手术历时13个小时。当患者移植器官迅速恢复红润，功能恢复平顺时，我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器官移植被称为21世纪的“医学之巅”，全腹腔器官移植由于涉及脏器众多，对供体整体腹内器官的切取及修整过程尤为复杂，众多器官移植后还可能产生更加复杂的并发症和排异反应。从动物实验、临床实验到临床，从单个器官移植到两个器官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技术的每一步向前都异常艰难。

刚开始，我是一名外科住院医师。外科医生是“救火队”，来了突发病人，半夜随时都要起来做手术。慢慢地，我养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就能起来工作。做手术的时候很辛苦，手术台上全神贯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乃至十几个小时，经常眼睛累得酸疼，手脚发麻，但是看着病人顺利离开手术室，身体的劳累很快一扫而空。

后来，我出国学习了外科和腹部器官移植技术，于2003年返回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在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彼时，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医院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进行器官移植医学研究，我们顺利完成两例肝移植手术后，当时的副院长周胜华对我们说：不要顾虑经济成本，要快速突破器官移植的技术难关。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接连成功完成了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小肠移植、幼儿亲体肝移植……直到全腹腔多器官联合移植。

治病救人，是医生刻在骨子里的善行追求。那个时候，我正值壮年，不满足于现有的医疗技术，想要解决最尖端、最疑难的医学问题。医院也鼓励我们，要勇往直前，不断攻克临床技术极限，为危重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肝移植患者多为终末期肝病不能为内科治疗所缓解的病人，多数术前情况较差，常伴有严重的凝血机制障碍、出血倾向、门脉高压、腹水等，门脉高压常造成手术中大出血，出血量多则可达一两万毫升，严重危及患者生命。

临床的问题就是我们研究和突破的方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肝硬化相当于洞庭湖淤堵，门脉高压相当于湘江涨水，出血相当于决堤。下游淤堵导致湘江及其支流水位高抬，类似门脉高压患者的内脏静脉充血扩张。此时进行手术，出血极难控制。为减少该类患者的手术出血风险，我们在世界上首次采用肝移植术前脾动脉主干栓塞的方法来降低门脉血压，因为门静脉血流量的60%来源于脾动脉，脾动脉的栓塞相当于堵住了湘江的一条大支流，水位下降，决堤风险自然化解。我们这一方法的应用，有效地化解了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的肝移植手术出血风险；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一方法不仅能有效降低门脉血压，还能增加肝动脉供血，改善患者的肝功能状态，部分患者的肝移植手术可明显后延。

在发现这一技术的治疗优势后，我们将其与胃底食道静脉套扎技术相结合，创立了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序贯治疗方案，相当于用降低湘江水位和补堤的方法来应对湘江可能的决堤，大大降低了该类患者再发消化道大出血的风险。

2012年，我们把计算机三维数字模拟技术应用于复杂腹膜后肿瘤的术前手术规划，将该技术与腹主动脉高位腔内阻断技术和自体器官移植技术相结合，为腹膜后富血供巨大肿瘤的术中出血难以控制及周边器官难以保留等世界性难题找到了有效的手术解决方案。最近，我们又成功地突破了胰岛细胞和肾联合移植的临床技术难关，为糖尿病肾衰的患者带来了较为安全的治疗方案。

在学习工作中，老一辈湘雅人“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态度令我敬佩。面对知识、技术的极限，他们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为患者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成为我不断攀登技术高峰的动力。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大多站在生与死的边缘，很多人在绝望中追寻着生的希望，每个个体的背后都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面对每一名患者，我都诚惶诚恐，尽心而为。医学虽不能免除人们所有病痛，但医疗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给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患者选择一名医生，交付的是信任，医生回应患者的是责任和担当。供体器官在体外存活时间有限，我们经常需要争分夺秒。记得有一次我们取得供体器官赶往医院做手术的路上，碰到暴雨山洪，车子过不去，便把衣裤脱下，把装器官的箱子顶在头上，蹚过激流翻过铁路，拦了辆“摩的”到火车站，及时赶回了医院。连同器官一起植入的，不仅有生命的希望，更有医生沉甸甸的责任。

高中时，我曾因重病危及生命，前辈张毅教授的精心救治使我转危为安。从那一刻起，我笃定学医。工作中的场景，常让我想起曾躺在病床上的自己。如今，我的孩子也学了医。希望他在救治病患的过程中，也能感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本报记者赵嘉伟、禹爱华采访整理）（赵嘉伟 禹爱华）